最亲最深的血缘感情(2)

有一年夏天，在姥娘家玩，衣服穿了几天也该洗了，因为是临时在姥娘家，没有换洗的衣服，姥娘就想趁晚上给我洗洗。到睡觉时姥娘让我把裤衩脱掉，我却不脱不洗，咋说也不脱。姥娘说，这么点个小孩儿，又不是多大了害羞?我还是不脱，姥娘生气了，啪啪几巴掌打在了我的屁股上，厉声说：脱了。我哭着还是不情愿地脱了，这是姥娘唯一一次打我。一天晚饭后，没事儿在院子里，姥娘坐在小凳子上，我坐在姥娘一侧腿上，姥娘搂着我说：东，你跟着我吧?我虽然很亲近姥娘，可是当她提出要我今后一直跟着她(即过继给她做孙子)时，我不知是咋说着哩，只是随便说了一句：我不。也不知当时姥娘听了后心里是怎么想的，我估计姥娘会有点失望，也可能是随便说说，也可能是真的想让我过继给她。停了几年，在陕西大城镇的舅舅(是母亲的堂哥，因早年家乡穷，逃荒到陕西大城镇落户。堂舅小时候因为其母亲没有奶水，是我姥娘喂奶?I他才活下来的，他以后也叫我姥娘为娘，并隔几年回来探望探望。姥娘年纪越来越大，家里也有前后那么大的宅院，需要有人继承。)让大表哥回来，以便继承家业，同时照顾年迈的姥娘，并把姥娘养老送终。

姥娘有个手艺——会理发。她只会剃光头，因为我不愿意剃光头，我每次剃的都是过去那个年代小孩儿们的发型——茶壶盖儿。再往后，由于自己一天天长大，剃“茶壶盖儿”人家总笑话我，我就不让姥娘给我剃了，改由姥娘村里的一个三十多岁的理发师给我理发。因为我是这个村的外甥，人家也不收我钱。

姥娘也是很节俭的人。有一次，我准备回家时，对姥娘说想拿一个生鸡蛋，谁知拿着走到屋门外一不小心掉在地上摔破了，鸡蛋清儿和蛋黄流了一滩;姥娘觉得太可惜了，竟然扒在地上吸到嘴里吃了，并说喝生鸡蛋还可以泄火。实际上不光是泄火，主要是那时一个鸡蛋能卖七、八分钱，姥娘指望鸡蛋挣俩钱呢!我每次到姥娘家他都会给我七分钱，让我到供销店打瓶醋用来调饭菜味。要知道，这瓶醋姥娘和姨平时是从不打的，只有我去时才打这瓶醋。

春节是孩子们最向往的事儿，尤其是像我这样年龄的人，小时候过年，那才真叫过年，意味着穿新衣服、吃好饭菜。不像现在，过年穿的衣服吃的饭菜跟平时没有什么两样，就那么回事儿。可那时，我们家是大家庭，奶奶在世，并明确大伯和父亲，只要她活着就不准分家。生产队那时候，农家生活都差不多，不过小家庭生活相对比大家庭要好。有一年快春节了，我还在姥娘家不回去，家里来人叫我我也不回去。眼看年三十了，我还没有回去的意思。这时母亲及家里人都说我，过年那能在别人家。好说歹说我才愿意回去，但是，我提出一个条件，让姥娘给我买一挂鞭炮。姥娘带我到供销店买时，不知怎么回事儿，明明架子上放的有鞭炮，可营业员说不卖，要买的话就是二元(这不是姥娘和营业员说好不卖的，在那个年代，买什么都凭票，虽然鞭炮不凭票，有些商品说不卖就不卖了。不像现在，卖商品的恨不得你全买了他的，这就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区别)。姥娘一听太贵了，别买了，我还是不依不饶，非买不可。最后，到底让姥娘花了二元钱买了一挂小鞭炮才回了家。要知道在那个年代，十元钱能办一桌酒席，可以想想二元钱过年的话能置买多少年货。回家后被母亲好一顿数落：你姥娘和姨挣个钱容易吗?二块钱买那挂鞭炮能当饥能当渴。我听着心里虽然不高兴，但第二天大年初一，我照样拿着炮点放。现在想想，那时自己真是太任性，真不该那样去花姥娘辛辛苦苦挣的几个钱。我虽然这个样子，可是姥娘还是一贯地对待我，不曾有过什么怨言。我任排长(1986年7月由合肥炮兵学院毕业)第二年探家时，给了姥娘五十元(当时工资80多元)让她花，可是还没等我假期结束，她却把钱给了母亲。

关于买鞭炮这件事儿，我还想多说几句。我为什么非要姥娘给我买鞭炮不可。我前边说过，我们家是大人口，父亲虽然在外工作，但也只能顾住自己(从我记事儿起，基本上没有见他春节回家过年。)再说，生产队时是凭工分吃饭，家里干活的人多，挣工分多，吃的喝的穿的花的就比别人家强。像我们家人口多，干活的人少(只有大伯、伯母和妈三个人下地干活，奶奶七十多岁，其余基本是上学的和没上学的小孩子共有十个)，怎么会有好生活呢?一年到头就是玉米面掺红薯面汤和红薯面饼子，中午是杂面条，只有奶奶一人吃白面烙馍。菜，一般是腌的咸疥丝，很少吃炒菜，即是炒菜也没有一点油水。所以，到姥娘家吃饭犹如过年，能吃到好饭好食物。记得有一年春节，也不知因为什么(我猜想：可能是家里这么多人，三个大人辛辛苦苦干了一年，到头来生产队一结算，既缺粮又缺款;父亲也不回来，也可能没有给大伯过年的钱)，大伯生气说不让吃饺子，如果弄饺子馅，就把煤铲插饺子馅里。一大群孩子好不容易盼到了春节，他却不让吃饺子。我当时在跟前，听大伯说这话，心里不理解不愿意，但毕竟是小孩子，也不敢说啥。妈和伯母也不愿意，妈也生气地说了句：你不吃你不能不让别人吃。妈对伯母说，只管做，看他咋着。之后，也没有出现不好的情况，饺子照吃不误，可是，饺子陷是由纯白萝卜和葱做的，是没有一点肉的。大年初一中午的菜就是白菜掺一点肉(这就是过年最好的饭菜，平时是根本吃不到的)，小白瓷碗每人盛半碗，把白菜翻过来翻过去，也就有那么二、三小块肉，根本就不解馋。就这，大伯还让我们忙个吃(猛吃的意思)。其实，我很想大口大口吃，可是吃什么呢!经不住几口就吃完了——这就是小时候过的年，不像现在，想吃啥就买啥，家家过年都是七碟八碗的，丰盛之极。那时候吃饭都是个大问题，更别说买那可有可无的东西了，尤其是鞭炮。从我记事儿起，逢年过节，我家从来没有放过鞭炮，只听见别人家放鞭炮。作为男孩，无疑很想买点鞭炮放放，可是，再羡慕再手痒再眼馋，家庭条件不允许也就买不成。所以，那年，我就是?着姥娘非买鞭炮不可，虽然买了，确实也没有高兴起来，倒是让一圈人都埋怨我、数落我。这件事儿，我一直记着，没有放下。仔细想想，确实不应该让姥娘花那个没有一点实际意义的血汗钱。十二岁那年(1975年春节过后一段时间)，由于家庭人口多，生活差(有一次，我父亲从工作单位回家，晚上家里做的是红薯面汤，我父亲实在咽不下去，端着饭碗来到我五奶奶家倒进了猪食槽里，并在五奶奶家吃了一碗饭)，我父亲提出了分家，奶奶把他骂了一顿，但最后还是同意分家。大伯、伯母和父亲、母亲在大吵大闹中分了家，之后，两家生活逐渐好转。大伯家年年余粮余款，而我家却年年缺粮又缺款。原因是大伯家(八口人，分家时明确对我奶奶是，活着不养死了不葬。一是说我奶奶偏心，二是父亲有工作会挣钱。)干活的人多(两个堂姐下学)了，而我家六口人(奶奶跟着我们，姐、我、妹、弟四人在上学)，只有我妈一个人干活。可见，以前拖累这个大家庭的是我们家这几口人。可是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，我们家也没有再出现“缺粮缺款”的现象，自给自足，富富有余。分开家头一年春节(1976年)，父亲(毕竟是工作人员有工资)就给我和弟买了两挂两捆大小鞭炮。这是我十三年来第一次和弟真正高高兴兴、很过瘾地放的鞭炮，以后也是年年如此。

1990年夏天，姥娘也见到我结了婚。那时姥娘已经八十多岁，但自己走路，也不用人搀扶，也不用拐杖。我觉得，她的身体的健康，得宜于她已经七十多岁了还下地干活的坚实基础。姥娘去世前一年，我探家曾经看望她，当时姥娘已经只能是坐在床上吃饭，也知道是我，也和我说了话。回部队后我也时常惦念着姥娘的状况，无奈，九十年代初，农村还没有普及电话，也没有办法询问姥娘的情况，同时心里感到，老年人到了一定年龄身体虚弱没劲走不成路也属正常。我没有想到1993年春节初三姥娘就离世了，那时我已是任指导员了，春节期间家里也没人告诉我，直到夏天(八月份)我休假时(九月份要去西安武警技术学院<现为武警工程大学>报到上学)才知道老娘已经去世。我埋怨没人告诉我，趁一次领着两个小外甥从无梁镇回家路过姥娘的坟地时，我让他俩在路边等着，一个人来到姥娘的坟前大哭了一场……。当时地里有个老头儿在锄地，老头儿劝我了半天也没有劝住我哭，直到外甥在地头喊我，我才止住哭，站起来给姥娘敬了个礼，抽泣着离开了姥娘的坟地回了家。后来，我曾经对母亲说，我一想起姥娘就想哭。母亲说，已经去世了别想了。可是不行，我还是一想起姥娘就想哭，亲情故事让我们明白，这兴许就是最亲最深的血缘感情吧!